特殊认知及其引发的客观归责主观化争议显示，介入型因果判断标准的完善是理论与实践互相推动发展的动态过程。

总的来说，关于和平权能否成为一项权能完整的具有独立的人权保护价值的基本人权，国际国内两个层面都存在一定理论认识上的分歧，但总的来说，随着联合国《和平权利宣言》的面世，和平权在法理上的正当性基本已经解决，剩下的就是如何在制度上来有效落实和平权的实现义务和责任如果让每个自然人终日生活在恐惧和匮乏状态中，那么，制度上设计的任何性质的基本人权都没有实质的意义。

和平权和谐权可以在法理上纳入传统人权理论下生存权、人格权和自由权的范畴，但和谐权更具有新一代人权的特性，对和谐权的保护需要把传统人权保障机制下的国家和政府人权保障义务与社会组织人权保障责任和公民尊重人权义务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抽象与具体、手段与目的、条件与结果有机统一的人权保护体系。国内有一些学者认为上述条款确认了和平权的法理正当性。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于2008年进一步通过了有关促进人民享有和平权利的决议。《后汉书四九﹒仲长统传﹒昌言﹒法诫》：夫任一人则政专，任数人则政倚，政专则和谐，相倚则违戾。莫纪宏，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权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和谐权是21世纪的人类消弭文化冲突，在‘不同中求‘和，又能在‘和中存其‘不同的依靠与凭借。（三）免于恐惧和匮乏摆脱烦恼和对抗是基本人权体系化的价值基础 在分析和平权与和谐权的权利性质和权利功能的法理文献中，目前还没有将和平权与和谐权结合在一起综合考察和平权和谐权权利性质的论著，但把和平和谐放在一起考察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论著很多。对司法鉴定启动、鉴定人出庭等程序内容的审查、认证，是法庭的基本素养，但对于鉴定意见技术方法、最终结果的实质审核，诸如控制该技术应用的标准。

（2）北京农业大学核磁共振实验室进行的鉴定，其结论是不含氟乙酰胺及其化合物。3.3司法鉴定公信力提升的微观视野 上述从司法鉴定管理、诉讼和证据等宏观角度对如何破解目前司法鉴定公信力的困境进行了考察，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可能方向。在诉讼维度下进行考察，涵括的是司法鉴定的全过程，从时间上需要自鉴定启动一直延伸到鉴定结束，从内容上需要自检材样本的提取一直延伸到鉴定意见书的出具。这不仅是《关于加快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的要求，而且可以解决目前司法鉴定法律依据不足的问题，同时还可有效解决目前司法鉴定体制机制中包括多头管理、册中册、册外册、标准化等在内的多种困境，协调不同部门之间对司法鉴定的不同理念。

{5}换而言之，鉴定意见在事实认定方面的作用是其他不具有该专业知识的诉讼参与人员无法取代的。二是明确鉴定意见审查认证的主体，以避免法官的裁判权沦落到有专门知识的人之手，法官沦为专家的代理人。

另外，还可以最大程度地提高鉴定意见在诉讼中的接受程度。例如，在上海查处的人伤骗保案中，经有关机关查明，自2014年以来，以犯罪嫌疑人宣某、王某等12名无业人员为首，各自纠集多名社会闲散人员，招揽诱骗交通事故伤者签订事故理赔代理协议，并伙同个别鉴定人虚构、夸大伤残等级，勾结个别律师通过民事诉讼等方式骗取保险理赔金{3}。因而，一方面会通过各种方式获取对自身有利的证据，另一方面对自身不利的证据会有抵触情绪。如上文所述，司法鉴定技术是一个不断革新的过程，虽然《司法鉴定程序通则》规定了司法鉴定技术标准适用的效力层级，同时职能部门在相关领域也陆续发布了一系列技术标准、技术规范，但是也并不代表鉴定意见最终就是确定唯一的，甚至不可能是确定唯一的。

即目前的鉴定标准是有层级划分的，在解决某个技术问题时，如果有国家标准则应当适用国家标准，没有国家标准则应当适用行业标准和技术规范，以此类推。据此，本文认为，当事人应当从观念上对司法鉴定有正确的认识，并不是司法鉴定的结果对自身不利，其就一定会被法庭最终采信，无需质疑鉴定公信力。因此，即使DNA检验结果证明了某根毛发或是某些血迹是某人的，也不能直接证明这个人就做了这些坏事。此外，检材样本被污染、实验室环境被改变、鉴定人主观因素等都可能对鉴定最终结果产生影响。

其四，由办案机关享有鉴定决定权，可以最大限度地保障诉讼的公平性，防止当事人因为经济等原因而无法获得司法鉴定帮助的情形出现。如曾经在社会中引起较大反响的邱满囤诉汪诚信等名誉侵权案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1]。

但是从主观角度而言，科学知识的运用依赖于专家，专家是人，因而具有多重属性。这就要求相关部门不仅在规则制定、标准发布等方面体现善法的精神，而且司法鉴定机构和鉴定人也应当严格按照要求操作。

本案中，鉴定中心撤销决定的作出即是在申请人世富公司的要求下被迫作出的{22}。以此恶性循环，造成诉讼中的专业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尤其是现代型诉讼中日益复杂的事实认定，如果还仅仅依赖过往的证明责任加以评判，不仅可能难以达到定纷止争的效果，甚至可能激化矛盾。比如在诉讼中，法庭就可以邀请专家作为陪审员参与到合议庭中对专业问题发表看法，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已经发布的情况下，不仅有法律依据，在权利义务等方面也已有明确规定，在实践中人民陪审员的长期实践也为专家陪审员的运行提供了参照范本。这就要求我们需要大力发展比国家标准效力层级更低的行业标准、团体标准，甚至是机构标准，充分发挥其灵活性，确保新技术能在第一时间运用到诉讼之中。{35} 笔者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虽然本文以《司法鉴定公信力的反思及破解的制度选择》为题，但同时也应当明确，在司法实践中，除了鉴定意见以外，还有诸如检验报告、检测数据[2]、有专门知识的人的意见[3]、专家咨询意见[4]、技术调查官意见[5]等多种不同形式的证据资料，但同样是专家依据特定的科学方法得出的结果，与鉴定意见在本质上具有很大的相似度。如生态环境资源诉讼、消费者权益保障诉讼等就是典型的现代型诉讼。

此外，对案件事实具有证明作用的鉴定意见，也会因为证明对象和证明责任的不同而发挥不同效果。{25}1这里的公正包括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在司法鉴定中甚至还包括技术公正。

就如学者所指出的，作为一个社会，我们有时扩大、甚至迷信科学解决我们社会问题和科学将我们从邪恶中拯救出来的能力。这也就使得无从判定下一位阶标准的科学性，无法保障事实认定是否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行进。

辛普森案的检察官克拉克后来辞职成为了一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当她正在采访李昌钰博士时，她单刀直入地问道：既然您承认在案发现场的血迹鉴定经DNA检验是辛普森的，但是您为何帮辛普森作证？李昌钰打了个比喻，我今天坐在这里接受您的采访，假设在采访过程中，您那美丽的头发不知何故掉到我的裤子上，回家后，我太太发现了我裤子上有头发，拿到化验室去鉴定DNA，结果证实是您的头发。鉴定程序不统一、鉴定标准不统一或者鉴定活动缺少统一的规范，则会造成‘重复鉴定等问题，致使本来具有‘硬科学的鉴定出现公信力降低，影响了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目标的实现。

贝勒斯在《法律的原则——一个规范的分析》中论证过，能参与诉讼的当事人更易于接受判决，尽管他们可能不赞成判决，但他们却更有可能服从判决。与此相同的案例在实践中还存在很多。在诉讼法没有修改之前，民诉法、刑诉法都将司法鉴定的结果称之为鉴定结论，这就可窥见一斑。即上文所述，诉讼各方在鉴定开始之前就对鉴定结果可以有一定的期待可能性，有预知鉴定结果的机会或可能，且鉴定最终结果能够最大限度地帮助诉讼各方认定案件事实。

随后经有关部门查处，广东华医大司法鉴定中心被撤销登记。因此，从这两方面来看，诉讼各方选择适用上一位阶标准，在主客观上都属于无奈之举，或者说是明智之举。

换而言之，专家陪审员的权力行使，不仅仅是在法庭调查时有针对性的提问，也不仅仅是在合议庭评议时权威性的发言，而且在法律文书专业化的制作上，也体现出专家陪审员参与案件的深度。司法鉴定公信力提升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鉴定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

（2）为确定当事人刑事责任能力的，如无法确定年龄则可采取骨骼鉴定，无法确定精神状态则需进行精神或心理鉴定。【摘要】作为自然科学技术运用到诉讼中解决事实问题的典型代表，司法鉴定对于促进司法现代化、司法公正发挥了关键作用，诉讼各方赋予了鉴定意见极大的信任，但随着问题的不断暴露，司法鉴定也饱受各界诟病。

具有科学属性的鉴定意见可有效解决案件中的专业性问题，帮助事实认定者更加准确地认定案件事实。然而2014年11月11日，该中心作出关于撤销豫公专痕鉴字0072号鉴定书的决定，撤销了原鉴定书。其五，由公检法等办案机关享有鉴定决定权，并不意味着对当事人程序选择权的侵蚀。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要求初次鉴定意见的质量、公信力等有保障，否则将会对诉讼功能的实现产生阻碍。

与鉴定结论不同，专家咨询意见只能作为法官认定事实的参考，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这首先就要求采信者不能一味地依赖司法鉴定，不能只要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就委托司法鉴定，而不管其他证据是否已经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6}这就造成司法鉴定一旦进入庭审程序，虽然在法律上法庭不受鉴定结论的束缚，但是一些领域，尤其是自然科学如此的复杂和专业，法庭甚至不能完全地理解鉴定的理由，更不用说评价其可信度了。据此在证据维度下，从保障司法鉴定公信力的角度出发，诉讼各方需要做的不是将鉴定意见区别对待，而是赋予鉴定意见与其他证据资料一样的地位，加以公正的、平等的审查。

目前我国当事人仅仅有鉴定启动的申请权，对于是否启动鉴定，决定权在于公检法等办案机关。这就意味着，司法鉴定必须符合法定、公正等基本原则，尤其是必须满足诉讼各方的期待可能性需求。